7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，记者拨通了毕淑敏家的电话。这一天她正巧在家照顾生病的孩子。我表示想了解一下她在北师大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感觉，她说：“很好啊，天天上课，作笔记，写论文，读书，收获很大。”我问：“最近一年有什么创作没有？”她说：“就是集中学习，创作基本上停下来了，想为以后的创作打一个坚实些的基础。”
认识毕淑敏，首先是读她的散文集《素面朝天》。“已经颇有一点儿大家气象”，记得读后我曾经这样对友人说。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，毕淑敏似乎自立门户，无复依傍，不能把她归属于任何一个派别：她不以学问见长，也不以前卫式的实验标榜；她不是江南的小山秀水，但也有别于莽原塞野的黑骏马，有别于黄河决堤似的一泄千里；她自然不是男人眼中的“丰乳肥臀”，但也不是女性自我描述的心理体验；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来，但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回归。她的散文把日常生活中似乎极为平常的事物作为审美客体，把似乎人人所经所历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。这种朴实无华的文风，很有一点宋人所推崇的“平淡而山高水深”的境界，特别是文中的比喻，如同吐鲁番秋熟的葡萄，晶莹碧透，丰满圆润，令人有目不暇给之感。愚以为，毕淑敏至少可以称得上是比喻专家，但是，这似乎同时也是缺憾。事情总是这样，最为完美的，也同时是最为缺憾的。这些令人目不暇给的比喻，有时是否像是过于拥挤的成熟的葡萄，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，让人觉得多少有些雕琢用力之感了呢？所以，我在对毕淑敏赞美之后，也要说：毕淑敏，悠着点！当然，这里的用意绝不是对于毕淑敏的批评，恰恰相反，大概由于我半路出家搞新闻之前，一直出入于古典文学之中，所以，一读毕文，就有颇得我心之感。
大约一年半之前，当我在《中华读书报》开始我的记者生涯时，毕淑敏成为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。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浑厚而亲切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的眼前浮现的是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，是高原风日铸造的赭红色面容。幻象中的高原以她平易的风格容纳了我，使我很快就消除了拘谨。
大概是受了首次采访成功的鼓舞，我以后时常与毕淑敏通电话进行交流，并且约了时间，带着几位中国新闻学院的“准记者”，对她进行了当面的采访。
毕淑敏的工作单位，并不如同我所想象的在作协当专职作家，而是供职在“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”，位于军事博物馆的对面。
像毕淑敏这样身在一个部门，也许会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。“从部队回来，分配在北京的一家铜厂，属于有色金属总公司，待我的作品发表后，总公司说，哎，不知道咱们公司还有个作家，就给调上来了。”出总公司大门时，她这样回答我的疑惑。“公司养个作家，负担不重，可以为公司增加知名度，又使作家不远离生活，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模式。也许可以称为毕淑敏模式。”我暗想，但没敢造次乱讲。
毕淑敏其人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，果然是“素面朝天”，不施粉黛。着装素净淡雅，蓝色的外套，衬着雪白的衣领，给人以纤尘不染的深刻印象。圆圆的始终微笑的面孔，依稀留下了金戈铁马军旅生涯的豪迈与西藏高原的粗犷。在有色金属总公司七层毕淑敏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我们开始进行长谈。说起《素面朝天》，毕淑敏说，这是她的早期作品，当时偶遇海南出版社出版人的夫人，才得以出版。我告诉她，这部散文集，很得读者的喜爱，特别是大学生读者的喜爱。她说，也不尽然，《女友》就曾刊载批评文章，说作者是“徐娘半老嫉妒年轻女性的美丽”。（大意）说得我们都会心地一笑。
“机遇总是给那些准备好了的人。”我说，并请她系统地谈谈她的生活和创作的经历。毕淑敏以她特有的和缓悠长的语调娓娓叙说起来：
我出生于新疆，半岁时随父母返京，1969年参军，是以特等甲级的身体状况被派往西藏，走前是北外附中俄语专业的学生。初到阿里，以为到了月亮上，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。不过，到底是年青，很快就适应了，而且感到自豪。那种广大、豪迈的感觉是都市风情、江南水乡所无法体会的。面对它，你才会体会什么是宇宙、自然，才能感受到人的渺小。你才会知道，征服一座山是不可能的，只能说是它在片刻间接纳了你。
我专职写作之前，从事了22年的医生职业，至今仍对医生的职业充满热爱和敬畏之情。1980年返京后，分到工厂医务所任主治医生、所长。一直到1991年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，出于对医生这一职业的敬重，才脱离医生专业，专门从事写作。
谈到成名作《昆仑殇》的创作及发表情况，她回忆说：
我是1977年在西藏成家的，丈夫也是军人，1978年生下儿子。返京后，在阿里那段遥远的经历找不到人交流，就有了写作的冲动。要写就要做准备，1983年到1985年，我自修了电大中文专业，1986年写作《昆仑殇》，5万字一个星期就把初稿完成了。但我几乎没有勇气寄出，稿件是由我丈夫送到《昆仑》编辑部的。很快，我们收到了编辑部主任的来信，说是‘被这种宏大的气魄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。’但到我去了编辑部时，编辑们几乎不相信是我的作品，直到深谈之后，才确信不疑，因为我对书中的生活太熟悉了。作家其实是很难体验生活的，而是应该就在生活之中。
“高原的生活与医生的职业，看来对于你的创作都产生了内在的影响。”我归纳说。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逼近生命的本质，这大概与医生的职业有关；此外，我不喜欢剑拔弩张，花拳绣腿，这与我在西藏的经历有关。这种经历，不仅是那种艰苦生活对我的磨练，而且是它的那种‘大象无形’，不自主地被它塑造。我在文中使用比喻的动机，是尽可能生动而宁静地传达我的思想。语言是一个个链子，让读者与我并肩而行，抵达彼岸。”
谈到文学诸种体裁的问题，毕淑敏含蓄地说：“散文是血写的，小说是水写的，诗歌是骨髓写的。”这话说得近似格言，不知是她的即兴发挥，还是平日的总结。对于读者来说，知识阶层喜欢她的散文，普通读者感动于她的小说《红处方》，期待着她的小说新作问世。
毕淑敏所在的“有色金属总公司”在机构改革中解散了，谈及这个问题时，她说，总公司改为“有色金属管理局”了，不过，一切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，下岗人员似乎更高兴，所谓“天高任鸟飞”吧。我的感觉也一下子有了：近几十年的中国人从年轻时分配工作到老时退休，始终见到的是同样的几个面孔，白天在班上见，晚上饭后散步还要见，直到死了追悼会还是这几位，实在是不浪漫。这也大概是中国缺少真正的诗人的原因吧！中国需要着一种新的社会构成模式，首先，需要旧的模式的打碎，需要人们忍受对于打碎的阵痛。毕淑敏的长篇新作，就是表现这一命题。
和毕淑敏聊到最后，又说起了比喻。毕淑敏的散文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、这么丰富的比喻？她说：“现代汉语的磨损度高，心灵的传达，如果没有新颖别致的手法，很难抓住读者。而每个作家的手法又都不尽相同。譬如鲁迅喜欢使用单字，‘排’出几个大钱什么的，给人以生涩瘦硬的感觉。而我则喜欢一种温暖、平缓的感觉，喜欢把毫无关联的事情关联起来。有一段时间，甚至强迫自己进行这种联想，如同你所批评的那样，像是吐鲁番的葡萄，有时会拥挤成方的。这就是‘过犹不及’了。”“大概总要经历由‘不及’，譬如我等这样的，很少或很难使用比喻，发展到‘过’，以后再到‘及’吧！”我说。
毕淑敏文章中充满了比喻，但在谈话中不太使用。只是有一次在电话中聊起了文风的问题，当时，我以“木斋”的笔名写了一篇《越不懂就越仰慕》的文章，批评文坛的晦涩文风。她平静地说：“文坛的晦涩，其实就像是行业的行话，或说是黑话。我当医生时口碑较好，并不是我的医术好，只是我不用行话来吓唬患者罢了。”
现在一想，还是用了比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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